不懈的探索：上海高校招生考试立交桥的构建
口述：胡启迪李瑞阳
采访：王静怡谢大均李立峰
整理：李立峰
为配合上海市科教党委《口述上海》的撰写任务，深入了解上海构建招生考试“立交桥”的背景、酝酿、探索及实施的过程，再现改革探索的历史面貌，我们于2008年1月18日专程采访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原院长胡启迪教授和院长李瑞阳教授，两位教授都是上海高考改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对构建“立交桥”一系列政策出台的教育背景、制度设计、具体操作和实施效果都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以下便是我们经采访而整理的文本。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和社会史上的重大事件，通过重新恢复高考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不仅提升了整体的教育质量，使人才培养走上了健康的轨道，更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由乱而治，开启了以知识作为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自恢复高考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高考改革的有效路径，上海也不例外。上海的高考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平稳发展期，自恢复高考到1985年之前；第二个时期是积极探索期，从1985年单独命题到2000年左右；第三个时期是改革的大力推进期，从2000年至今。其中，打破高考竞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构建高校招生的立交桥是上海高考改革的重要特色之一。20世纪90年代，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单一而刚性的高考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种类型人才的现实需求，更与上海民众强烈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不相适应，高考录取率随报名人数的激增开始下降。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不能参加高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为此，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积极地探索如何构建高校招生考试的“立交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多年的探索，目前上海已经建立起了包括春季高考、“三校生”高考、“专升本”考试和插班生考试等一系列高校招生考试的“立交桥”。“立交桥”的构建，为各种类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多元的入学途径，缓解了百姓日益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向社会民众广为开放。
问：与“立交桥”这一概念相对的是“独木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20世纪高考竞争的真实写照，为改变这一局面，我们是如何设计并构建高校招生考试的“立交桥”呢？改革的宏观背景又如何？
自恢复高考以来，上海的高考改革根据自己教育文化发展的情况，作了许多积极而有益的探索，自1985年实行单独命题以来，上海开始了对高考制度的重构和探索。大体而言，上海的高考改革包括若干个重大的课题，其中“立交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立交桥”的构建对整个高考改革意义相当深远。“立交桥”是相对于“独木桥”而言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当时高考竞争的真实写照，这种境况被包括理论界和社会民众在内的各界人士广为批判。其实，“独木桥”有两个含义：一是桥面太窄了，不够宽阔，每次通过这个桥进入大学的人很少；二是这个桥本身是单一的，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进入大学。所以，这样的“独木桥”在人民群众强烈的接受高等教育愿望的背景下就必须要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都进行得如火如荼，随着改革的推进，老百姓有了更高层次的教育需求。当时，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就是把招生计划扩大，也就是把桥面扩宽。因为当时的高考只允许高中毕业生参加，其他的社会人员和职业学校的学生还不能参加高考。
改变“独木桥”的路径有两种：第一，是将招生计划增加一点，增加计划就必然牵涉到国家的教育投入，要增加投入就必须改革收费制度，改变原来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实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和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并存的“双轨制”，这对整个招生体制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当时的收费改革，很难想象以后如何扩大招生计划来解决“独木桥”的问题。第二，是从收费改革到两轨合一的“并轨”改革，如果没有这一改革，高等教育也不会顺利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招生的生源体制改革从计划招生，到委培生、自费生，然后再到“并轨”，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总之，这是构建“立交桥”的重要前提，也是基本条件。
首先，为解决“独木桥”的问题，我们设想把高考搞得宽松一点。当时尽管已经有了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等教育形式，但老百姓从心里还是更关注和认可高考。尽管自学考试也是国家教育考试，但对年轻人来说，就业问题还是相当重要的。大家都认可首次就业的意义，上海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就一直没有把成人教育算在里面，这就是很明显的体现。那时，大家都想把全日制高中的规模扩大一点。那么，当时的高考竞争是什么情况呢？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每年的高考人数保持在三四万左右，录取率维持在65%。当时委培生和自费生的改革已经开始了，而且人口的高峰又逐步来到，到1996年高考报名人数以万计增长，但招生计划并没有相应扩大。1997年高考录取率已经跌到60%的边缘。对此，包括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这一问题，所以，上海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改善这一状况。当时高考录取率的内涵与现在是不同的，那时初中升入高中的比例大约为80%，不像现在是100%。当时高考录取率为65%，也就是说只有48%的适龄青年可以升入大学，其中还不包括职校的学生。从整个教育结构来看，当时上海的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的比例为3∶7。如果这样计算的话，高考录取率还更低，整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当然也不会高。这样的情况就迫使我们在宏观上考虑用扩招的办法。1999年，国家开始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扩招，这是当时第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
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恢复高考以后，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开始提倡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区别，素质教育要求高中毕业生不仅要为高考做准备，还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这就要求以高考为指挥棒来引导中学教学的局面必须改变。如果高考不改革的话，素质教育就很难实现。当时，上海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也应在素质教育改革上率先做出探索。从教育现代化构架的视野来看，当时对高考的限制比较多，也比较狭窄。那么，到底应怎样改革高考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国情都并不相同，其大学入学制度也各有特色，我们在借鉴学习时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复制其大学入学制度。比如，澳大利亚的学生未必要读大学，可以先去工作，然后再考大学；美国的学生也可以生了孩子再读大学，总之，欧美国家的入学制度是相当灵活而宽松的。而在当时我们国家，如果错过了一次高考的机会，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读大学的希望了。所以，单一而刚性的高考制度已经很难适应经济、教育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了，改革势在必行。
问：上海的春季高考于2000年开始试点，春季高考使学生在一年之内有了两次考大学的机会，那么，为什么要推出春季高考，上海的春季高考与其他省市相比又有什么特色呢？
上海高校招生考试的“立交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春季高考，二是三校生高考，三是专升本考试，四是插班生考试。上海的春季高考，除了有构建大学入学“立交桥”的意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社会背景。在1999年下发的教育部三号文件中，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有一个宏伟的蓝图描绘，文件中提出高考改革的四大方面：考试内容、科目设置、录取制度及考试形式的改革。在“考试形式”的改革中，教育部要求各地“要积极地探索一年两次考试的改革”，原国家教委就请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来做试点。在这一背景下，上海于2000年正式推出了春季高考。其实，刚开始设想的方案还不是现在的方案，而是设想将本专科分开考试。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着先考本科还是先考专科的问题：如果先考专科，那专科考取了是不是可以再考本科？如果先考本科后考专科，专科院校肯定提意见了，认为这仍然是“重学轻术”，不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那么，既然是先考本科后考专科，又何必分开两次考呢？一次考试不仅可以减轻学生负担，而且成绩也可以供专科使用，为什么还要分两次高考呢？从国际经验来看，当时国外也是实行多次考试，比如SAT或ACT考试，学生可以用最好的一次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也就是说，美国是每年实行多次考试，但大学招生却只有一次。但如果我们只实行两次考试，而不用春考作为招生依据的话，那学生考完春考之后如何安排呢？是由中学管理这些学生，还是由大学管理这些学生？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经过我们反复讨论，目光开始集中到春季高考上来。
近年来，其他省市纷纷取消春考，而上海一直坚持到现在。虽然外界认为考试成本太高，而且保密安全问题也很大，但上海仍然坚持下来了。这与上海春考的特色有关，它不仅仅是在秋季高考之外多了一次招生，而且还包含着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内在精神。从理论上来讲，招生的权力是大学本身应该享有的，关键是招生自主权如何体现？上海很早就开始了探索招生自主权的改革，早在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便实行了仅凭会考成绩入学的自主招生改革。虽然各种综合因素使改革出现了停顿和反复，但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内在精神在上海的高考改革中很好地延续了下来。所以在春季高考中，我们很注重发挥高校的自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而不是对秋季高考的简单重复。从当时情况来看，参加春季高考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是上海大学，二是上海理工大学。因为之前有实行自主招生改革（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的自主招生）的铺垫，所以上海大学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上海理工大学当时也很积极，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认为，可以把春季高考与学分制改革结合起来推行，因为当时各方面的教学管理规定使学分制受到了很大制约，如果实行春季招生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另外，高校的各种教育资源包括实验室等也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改革推出之后，实际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试点院校数量较少，改革在少数试点院校成功之后，我们希望更大面积地推广，但学校积极性不高，不愿参加进来。不愿参加的原因跟我们的招生群体有关，报名参加春考的学生大多数是秋季考试没有考好的学生，不代表整个学生的群体，对于重点大学来说，这不是他们理想的生源。当初我们设计方案时，就想让中学的尖子学生也参加春考，而不必循规蹈矩必须等到高三才可以参加高考，高二的优秀学生也可以提前进到大学里面读书，并且可以用学分制的形式来管理。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基础教育部门的反对。他们认为，一旦春季高考放开了这一限制，它就可能变成了另一条“指挥棒”，会与秋季高考一样对中学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这必然会增加中学和学生的负担，所以当时只好放弃了这一设想。其实，考生和招生院校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共同导致了这一尴尬局面的出现。
我们认为，高校自主招生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自主到学校报名，也就是报名社会化；第二，考试科目应由高校来选择；第三，录取标准应根据学校的特色和专业要求，由高校自主选择；第四，学校和考生应该有双向的选择权。在春季高考中，一个学生可以报考很多学校，他可以拿到几个学校的通知书，然后他可以自主地去选择，虽然这样的做法保证了学生的自主选择，但也给操作过程带来了很多困难。总之，上海的春考还是很有自己特色的，但也还需要继续保持原来的合理性，进一步在生源和招生院校方面逐步加以完善。
问：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培养技术型高层次的专门人才，上海开始探索普通高校在技艺性比较强的专业中招收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简称“三校生”）改革。这一举措，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开始衔接起来，那么“三校生”的考试与普通高考有何不同？对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关于“三校生”的高考，上海早在1992年便开始了试点改革，当时上海的几所专科学校的教学质量很高，而录取率却很低。例如上海很有名气的搞工业技能型和工艺型的专科学校（号称“四小龙”的纺专，轻专，冶专，化专），要求在招生方面做出改革。我们当时考虑能不能给这些优秀的学生提供进入大学的机会。这些专科学校招收学生很少，大约总共只有一百多名。从教学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些专科学校的确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可以去一些对口的职业学校，大大提升了这些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对整个高职教育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随着社会及教育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学历文凭的要求都不断提高。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之下，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便开始分流，20世纪90年代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为4∶6，现在的比例大概为5∶5。以前承担职业教育的大多数是中专，经中专进入专科之后就没有升学的机会了。这样一来，职业学校的一大批学生继续深造的出路就被堵死了。立足于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上海市政府要求劳动者的素质要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教育年限提高到14年。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市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教育。改革之初，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只是注重职校的教学改革，后来开始注重从生源上放开限制。1999年，已经有7758名“三校生”参加了职考，这个数字比试点之初不知翻了多少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人们的观念也开始转变了，将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都称为高中阶段教育，也就是说，他们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高中可以考大学，中职学校的学生同样也可以考大学。
2000年，在试点的基础上，改革进一步扩大，包括中专生、中职生、中技生（统称“三校生”），都有资格参加高考。“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名称也就是在那时才开始使用的。以前叫专科，后来叫高职，而不叫高专，再后来又有一个大的转折，凡是新成立的这类院校都统称为高职院校。“三校生”高考改革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三校生”每年大概有两万多人报考，录取约一万多人。虽然每年录取的“三校生”总数并不多，但这对整个教育体系和人们观念的转变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原来的职业教育只能读到中专，而现在读完中专以后还有一条专门通向大学的“立交桥”。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对人们“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也有很大的冲击。现在不仅是上海，在全国范围都很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三校生”高考更有其强烈的时代意义。在高校招生考试的“立交桥”上，过去只有普通高中的学生，现在又增加了中职生等“三校生”。也就是说，不仅仅普通高中学生可以进入这个桥的通道，而且还专门为“三校生”开辟了这样一个通道。这样就使“三校生”有了进入高一级学校深造的桥梁，同时促进了初中毕业后的良性分流，对沟通整个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意义非常重大。
目前，“三校生”考试的规模比较稳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人认为应该将“三校生”考试同高考区分开来，毕竟这两个考试选拔人才的类型不同。但是，如何增加职业类技能的考查，使高职教育的自身特色表现得更为充分，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问：为了构建面向世界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各种创新人才的选拔，鼓励普通高校在校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2000年，上海开始试行普通高校“专升本”的招生考试改革试点。那么，这个改革是如何出台的，高校对此如何反应，在实践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其实，上海早在世纪之交就开始考虑 “专升本”考试改革了。当时全国对专科升本科是有严格限制的，不能随便由专科升到本科。即使在同一个学校内部，专科也不能升入自己学校的本科，因为教育部认为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教育。所以，对于申请“专升本”的高校，要经过教育部严格审批。后来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阶段，高考录取率有了很大的提高，高等教育系统中既有专科又有本科，实际上专科学生还更多一些。所以当时我们在想，录取率这么高了，怎么高考竞争还是这么激烈？经过思考和研究，我们认为关键是没有注意到结构竞争这个问题。不是录取率提高了就没有了竞争，而是大家竞争的重心转向了本科院校，特别是优质的本科院校。因为高等教育稀缺端的资源永远是存在竞争的，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而对普及端的一般学校的竞争慢慢趋向缓和了。
在我国的成人教育体系中，“专升本”的道路是畅通的，但数量并不多。大家更为关切的是全日制普通高校的“专升本”。当时，只有个别学校经过教育部审批，才可以办理“专升本”考试。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把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打通，使专科学生有继续升学的机会。实际上，“专升本”对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有很大的好处，对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专升本”考试一开始是面向社会的，而不是在高校内部。根据教育部的意见，“专升本”应该有个专门的统一考试，但“专升本”应该怎么统考呢？它不像高中生考大学那样需要考语数外三门，后来经多次讨论和认真研究，确定了两门统考科目：计算机和外语。这样，“专升本”的考试也就有了统一的质量标准，而且这一标准一直延续至今。
在“专升本”考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名额。专科生考进大学以后，名额计划从哪里来？我们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专升本”的学生虽然是经过高考进来的，但他的学额还在，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一旦确定了学生进入本科以后，先不把专科毕业证书给他，而是把学额保存在学校，到了本科毕业时，再发给他本科的文凭。因此，当改革推开之后，我们又开始思考，为什么往届学生不行，成人也不行呢？所以，政策设计的过程是渐进的，“专升本”计划不能太多，多了以后，学额的问题没法解决。因此，现在“专升本”的数量仍然实行总量控制。
问：为加强各类教育的相互协调和沟通，为学生提供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学习机会，上海于2000年开始了插班生的试点改革。实行这一改革对构建“立交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插班生的考试是为在校的本科生提供进入更好的大学的机会。在国外，插班生是很正常的，而在我们原来的教育体制中就很困难。比如说，本来想进复旦大学的学生，结果考进了上海大学，虽然不情愿，但总不能退学吧。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从心里还是很想就读更好的学校。为了调动这些学生的积极性，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就开始了插班生的改革，允许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再考一次。但这个考试不是由考试院组织的，因为归根到底，插班生的定位还是在大学里面，只不过是从这个大学转到那个大学，我们只是在政策上使其衔接起来。从一个大学转学到另一个大学，当然是高分转低分，不能低分转高分。插班生的名额也是在高校之间转过来的。实行这一政策的确调动了许多本科生的积极性。对考生而言，如果没考到理想的学校，还有插班生这一条路可以进到理想的学校。
总之，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高校招生考试的“立交桥”。从不同层次来看，学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样就会大大缓解入学的紧张程度。如果秋季高考没有考好或没考上，还可以参加春季高考；如果只考上专科没有考上本科，还可以参加“专升本”考试；如果考上了本科而没有考上满意的本科，还可以参加插班生考试。所以对于每个学生，只要你有能力，我们在制度上和方案设计上会提供很多的机会。特别是我们的“立交桥”不仅使普通教育系统内部更加通畅，而且为职业教育进入普通教育开辟了专门的通道，以往在中考时学生经过第一次分流，有人会进入中职学校，这给了学生很大的压力。现在，进入中职之后还可以进高职读书，更可以参加“三校生”的高考进入普通高校。所以我们这种招生途径和招生方式的多元化，对上海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至于以后怎样改革春季高考、“专升本”考试等“立交桥”的途径，我们也还在继续完善和探索。
采访后记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的推行都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探索、摸索和调试的过程，在改革中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制约。上海高校招生考试“立交桥”的构建也同样如此。通过采访两位专家，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高考改革的艰巨性。因为高考改革关乎广大考生乃至全社会的利益，任何微小的变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包括春考、“三校生”高考等高校招生考试“立交桥”的构建也并非简单的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艰难的反复试验和积极探索。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锐意进取，高举改革大旗，更要兼顾到社会及教育各方面的利益，在科学制定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更需要我们对招考事业具有执著和坚韧的精神。这是我们通过采访见证这段历史的启示，也是上海高考改革取得更大成绩的希望所在。